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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受害人的后人。”发黄的受害人资料,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吴光才 79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熊善初 83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2月16日,记者见到了吴光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后,吴光才就守在家里等着。一同等候的还有熊善初,以及3名受害人的遗属,6个老人最小的也有65岁。与向道仁一样,细菌战时熊善初和吴光才都染上了鼠疫。熊善初今年83岁,吴光才今年79岁,两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向道仁搞细菌战受害人调查时,他们是向道仁的“秘书”。当时熊善初在周家店镇中心小学读书,班上51个学生有7个被感染了,头痛、流鼻血,熊善初吃了7天的药,得以痊愈。但哥哥成为家里第一个丧命的人,8岁和4岁的两个侄儿相继染病死去。吴光才的姐姐去石公桥镇卖鱼买米,染上鼠疫后,表姐和姐夫照顾她,三个人都死了。向吴家传死讯的贵雪儿随后也染病死了,这也导致吴光才被传染。吴的父亲卖掉一头耕牛,凑齐医药费后,将他送到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这才保住了吴光才一条命。石公桥和周家店,从早到晚都是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几个月后,镇里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得到救治的都死了,有的村子死得一个不剩。鼠疫传染到更远的地方,直到1944年,“还听说有人鼠疫死掉。”当幸存者及遗属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后,熊善初、吴光才和向道仁一起,连同两镇多名受害者遗属,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足有20多斤,吴光才专门做了一口大木箱子把它们保存起来。如今这些资料纸张已经发黄。“细菌战”过去已半个多世纪,老人们仍能记起每个细节,“我们可能家里钥匙放哪不记得,但这些事记得很清楚。”熊善初说,“印在脑袋里,忘不掉的。”年轻人很少讨论细菌战和老人们的故事,但只要听到有人聊起类似的话题,几个老人就会凑上去发表意见。“前几年,我们还在小学给学生讲过课,不是为了恨,只是希望他们了解得多一些。”熊善初说。看着桌子上的一大堆材料,6个老人讲完了各自的故事。“官司可能打不赢,但这些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受害者遗属周迪成说。听说长沙最后一名细菌战幸存者易允中不久前去世,老人们都有些黯然。周迪成说:“他们(向道仁等幸存者)被我们称作老化石,老化石越来越少,可能等几年你再来找,就找不到了。”熊善初83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但他忧虑的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保存这些发黄的纸张?时任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23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点30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6点30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36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1941年11月2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11月4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据新华社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 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1997年8月11日,108名浙江和湖南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 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在2年后增至180人。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原告团作出承认事实、回避责任的一审败诉判决。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上诉。 2003年5月20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出庭的王选等3名中国原告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判决认定了二战期间原告由于日本细菌战受害的事实,但依然以国家无责任的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个人向国家提出赔偿不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您可以提供以下方面的支持,请拨打本报96360热线或@潇湘晨报,我们将协助您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取得联系。您可以提供的支持包括:一、设备方面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摄影摄像机器,录音设备。二、资金方面您可以向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捐助资金。三、志愿行为1.对受害人及后代的走访登记,记录资料。2.现有资料的录入、打字、扫描、视频处理编辑等。3.为受害人及后代拍摄图像、视频资料、录音。4.对纸制资料进行汇总分类,破损资料进行修复和复制。5.其他日常管理工作。1 2 3上一页下一页 没有更多支持,这段记忆或许会消失在历史中 本报记者张祥 常德报道 年逾七旬的徐万智和丁德旺要比他们各自的儿女忙多了。2011年11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他们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定期要去位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内的办公室上班。十多年前,他们就是常德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牵头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负责相关方面的统筹。“受害者协会”的成立,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但困境依然存在,大部分入会者已年过半百,不少受害者的孙辈甚至不愿加入协会。缺少年轻会员,徐万智他们连会用摄影机的人都找不到。入会者大部分已年过半百2月15日上午,徐万智给石公桥镇的贺介德打电话:“老贺,我不联系你,你就不主动找我。”贺介德是石公桥镇细菌战原告群体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之间的联系人,他本人也是一名受害者遗属。老贺告诉老徐,很多受害人遗属不愿意入会,老徐说:“不要勉强,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入会手续并不难,只需要填一张表,附带两张照片,会费是30元。从2011年11月3日成立至今,协会已发展会员近300名,均为受害者遗属,“社会热心人士不能加入。”老徐说,“但可以对协会进行资助,我们能提供发票,随时可以监督资金流向。”协会的制度之一是账目透明,这为老徐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会员中“一半多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徐万智说,“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有些人本来想入,但遭到家人的阻止甚至责怪。”对不少受害者后人而言,“没有信心”是不愿入会的最大缘由。2月16日,石公桥镇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表示:“官司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成果也没有。加入协会又有什么用?”缺人、缺钱,受害者协会工作举步维艰徐万智的困扰远不止部分受害者后代不肯入会。日本方面支持中国原告团的律师一濑敬一郎与徐万智等人保持着长期联系,好几年前,一濑敬一郎就催促中国方面将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的7643名死者资料整理出来,发送给日本律师。这些资料不仅指口述历史的文字记录,还包括调查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以及真实史料。而这对徐万智来说,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担任“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主要领导的都是古稀老人,徐万智有精力催促各个乡镇的联络人整理资料,但老人们不会用电脑打字,更难找到会用录音和摄影设备的人。资金问题也是个巨大障碍。徐万智说:“我们至今不知道还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在世,统计这个名单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受害者协会成立以后,徐万智一直在忙着寻求赞助,但目前获得的资金无法支撑庞大的资料搜集工程。桃源县马鬃岭乡的联络人是83岁的李宏华,背驼如弓的老人每天徒步行走在各个乡村,包里放着一叠入会登记表。“登记表填了,我根本没精力坐车到常德去交,要徐万智过来拿才行。”李宏华说。[观点]需要关注的是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细菌战对日诉讼浙江原告团发起人、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2月17日,记者联系王选,她在电话中出奇愤怒:“媒体不要只是报道受害人的故事,拿他们的悲情做文章。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怎么不让它被忽略。”王选的愤怒来自于浙江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难产”。实际上,早在10年前王选就四处奔走,着手筹备受害者协会,但这个计划至今只是一纸申请书。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时,王选将其评价为“细菌战民间诉讼的新起点”。但实际上,她并不乐观,“浙江受害者协会成立不起来。细菌战纪念馆成立不起来,下一代人即使想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渠道。”直接对日诉讼“可能性已经不大”,王选更希望看到“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的纪念活动等”。“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支持我们的口号,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历史不可能被淡忘,但必须获得更多关注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常德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有些受害者后人逐渐不再关心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细菌战受害人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乡镇,他们接受到的历史教育是有限的,加之年代久远,对历史的关注度肯定会有所降低。在支持原告团工作以及保存细菌战历史材料这一块的工作,常德其实做了不少工作。在诉讼期间,政府虽然不能直接站出来参与诉讼,但给予了原告团很多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目前常德博物馆设有关于细菌战的展览台,这为市民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渠道。政府部门批准常德成立受害者协会,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但是否可以设立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是否可以设立专门的细菌战受害者纪念场所?这些举动都能促进现代人更加关注和了解历史真相。另外,乡土历史教材中,可以将细菌战作为重要内容,对学生们进行教育。1 2 3上一页下一页 “烟草院士”,有害? 1月11日,北京西直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专家座谈会——讨论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是否有资格当选为院士。而在此之前,该协会的40余位专家已经联名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取消谢剑平的院士称号。 一个月前,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54名新晋院士名单,谢剑平名列其中。当选院士后,谢剑平表示,“研究出最大限度减少危害的新方法,是我们烟草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光环犹在,争议却沸腾而起。名单公布当天,就有控烟人士抨击谢的研究是“伪命题”,继而,有网友质疑他研究“高效杀人”,称之为“烟草院士”、“杀人院士”,更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他的当选“感到羞惭”,就连一度发言声援他的导师——郑州烟草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也在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三缄其口。 朱尊权,我国第一位烟草研究方面的院士,1997年当选。据烟草界资深研究人员张强(化名)介绍,“当时,全国要求禁烟的呼声比较小,禁烟方面的社会组织和工作人员也非常少,所以,朱的当选并没有引起社会反弹。” 到底是谁错了——谢剑平?中国工程院?中国烟草业? “院士的伪命题”VS“武断禁烟” 一切争端,都缘于谢剑平的研究方向。 用谢剑平的话来说,他的研究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降焦减害’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朱尊权也认为,“谢剑平在卷烟‘减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真是天方夜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谢剑平的研究是“伪命题”,“降焦根本不能减害,这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科学道理。”杨功焕的观点得到了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的支持。王克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西方烟草行业早就做过此类研究,“事实证明烟草降焦减害是行不通的”,“减少与烟草相关的疾病和死亡风险,唯一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不吸烟或戒烟。” 但谢剑平的支持者——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院长刘国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坚称:“随着焦油含量的降低,它的相对安全性会提高。”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是常识,但是,烟民已经大量存在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武断地禁烟是不可行的。”朱尊权认为,“在消费者做不到不吸烟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怎么样才能实现减害的作用。”朱尊权强调,从事烟草研究,除了消费者至上,还涉及国家利益。“我们从事烟草研究是因为国家、政府让我们做。” “荒谬!”杨功焕认为,“降焦减害”的研究不仅无益,甚至有害。“这种观点一旦成立,老百姓就会认为,好像低焦油的卷烟就是低危害的卷烟,这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这是与禁烟大趋势相左的。” 王克安也认为,“为了消费者和国家利益”不是理由。“2003年11月,中国政府就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中明确显示,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有很多烟草界的人自己都是不抽烟的。”王克安强调。 “救活一个企业”VS“一个骗局” 澳门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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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北京西直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专家座谈会——讨论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是否有资格当选为院士。而在此之前,该协会的40余位专家已经联名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取消谢剑平的院士称号。 一个月前,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54名新晋院士名单,谢剑平名列其中。当选院士后,谢剑平表示,“研究出最大限度减少危害的新方法,是我们烟草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光环犹在,争议却沸腾而起。名单公布当天,就有控烟人士抨击谢的研究是“伪命题”,继而,有网友质疑他研究“高效杀人”,称之为“烟草院士”、“杀人院士”,更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他的当选“感到羞惭”,就连一度发言声援他的导师——郑州烟草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也在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三缄其口。 朱尊权,我国第一位烟草研究方面的院士,1997年当选。据烟草界资深研究人员张强(化名)介绍,“当时,全国要求禁烟的呼声比较小,禁烟方面的社会组织和工作人员也非常少,所以,朱的当选并没有引起社会反弹。” 到底是谁错了——谢剑平?中国工程院?中国烟草业? “院士的伪命题”VS“武断禁烟” 一切争端,都缘于谢剑平的研究方向。 用谢剑平的话来说,他的研究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降焦减害’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朱尊权也认为,“谢剑平在卷烟‘减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真是天方夜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谢剑平的研究是“伪命题”,“降焦根本不能减害,这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科学道理。”杨功焕的观点得到了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的支持。王克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西方烟草行业早就做过此类研究,“事实证明烟草降焦减害是行不通的”,“减少与烟草相关的疾病和死亡风险,唯一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不吸烟或戒烟。” 但谢剑平的支持者——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院长刘国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坚称:“随着焦油含量的降低,它的相对安全性会提高。”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是常识,但是,烟民已经大量存在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武断地禁烟是不可行的。”朱尊权认为,“在消费者做不到不吸烟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怎么样才能实现减害的作用。”朱尊权强调,从事烟草研究,除了消费者至上,还涉及国家利益。“我们从事烟草研究是因为国家、政府让我们做。” “荒谬!”杨功焕认为,“降焦减害”的研究不仅无益,甚至有害。“这种观点一旦成立,老百姓就会认为,好像低焦油的卷烟就是低危害的卷烟,这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这是与禁烟大趋势相左的。” 王克安也认为,“为了消费者和国家利益”不是理由。“2003年11月,中国政府就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中明确显示,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有很多烟草界的人自己都是不抽烟的。”王克安强调。 “救活一个企业”VS“一个骗局” 澳门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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